中新社北京11月28日電 題：峰會季，何以成就“二代東盟”？

　　作者 翟崑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、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

　　柬埔寨、印度尼西亞、泰國等東盟三國，在今年年底峰會季中格外亮眼。柬埔寨主辦了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，印尼主辦了二十國集團(G20)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，泰國主辦了亞太經合組織(APEC)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。三場峰會分別覆蓋東亞、亞太和全球，形成東盟主場，展示了東盟方式的融通，亮出了“二代東盟”的架勢。

　　峰會季中的“東盟方式”

　　東盟國家在峰會季中充分發揮了“東盟方式”的作用。一是東盟式協調。這些亞洲國家能克服困難把峰會辦起來，本身就是很大成就。而且，峰會扎堆，時間得完美錯開，無縫銜接才行。柬埔寨、泰國和印尼上半年先開小會，為年底三大峰會專門協調時間、目標、內容、方式，使三場峰會能夠無縫銜接，各國參會者能順利轉場，會議期間協調眾國避免砸場破局。二是東盟式平衡。當下世界，政治安全邏輯大行其道，壓制了經濟發展邏輯，經濟發展被“政治化、安全化、武器化”。亞洲國家更希望兩種邏輯平衡發展，恢復經濟邏輯，釋放發展潛力。東盟國家在峰會季中積極落實RCEP(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)，強調“共同復蘇、強勁復蘇”，踐行開放的區域主義，重歸發展之本。三是東盟式連接。印尼總統佐科在G20舉辦之前訪問多個成員國，在會議過程中積極促成各方形成共識，并創新合作方式。東盟借助峰會同時加強、升級與中、美等大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，一定程度上在矯正失衡的大國關系方面起到作用。四是東盟式認知。在全球和平、安全、發展、治理、信任赤字加劇的同時，由于疫情期間缺乏實打實的溝通交流，各國之間的“認知赤字”急劇躥升。東盟一向主張舒適度原則，充分用好短暫的峰會時間，使會議內容豐富且聚集形成共識，一定程度上緩解“認知赤字”危機。三大峰會都很成功，達成從地區到全球的發展共識，給陰霾重重的國際局勢投入一線曙光。

　　支撐東盟方式的“二代東盟”

　　東盟及其成員能巧借機遇，在大變局和大國間發揮東盟方式的協調連接作用，展示了不同于大國的地區秩序治理能力。這是“二代東盟”的特質。二代東盟的提法來自海外著名華人歷史學家王賡武先生。他在2021年10月的一次題為《新絲綢之路：中國與東盟》的線上英文講座中說，第一代東盟是在東南亞地區主要國家轉向資本主義，與西方大國重新結盟的過程中出現的。隨著中、美之間力量平衡的改變，更加獨立的第二代東盟得以出現。筆者深為認同王賡武先生有關二代東盟的看法，馬上給先生發郵件敬詢是否可以將其演講翻譯為中文。王賡武先生慨然應允，在各方努力下，二代東盟的思想以中文形式刊發在中國東南亞問題學術研究刊物《南洋問題研究》上。而在一年后的峰會季，《文化縱橫》于11月18日在其公眾號上轉載此文，并將題目改為《東盟不想做棋子，就必須認清中美之間真正的霸權來源》。

　　“二代東盟”的“無問西東”

　　其實，東盟研究在中國日益壯大。不少中國學者在做東盟發展史、東盟組織、東盟方式的研究，剖析東盟及其行為的根源。筆者對“二代東盟”也有一點理解，主要是從地區秩序治理的角度。傳統上，東南亞地區秩序治理一般都是大國“代管”，不太可能輪到東南亞這些國家。但是東盟在成長過程中，逐漸獲得一定的地區秩序治理資格、能力和角色。一代東盟是從1967年東盟成立到遭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30年。二代東盟是從1997年底東盟創建東亞合作機制到2030年左右的30多年。一代東盟以1991年為分水嶺：先是見證了從戰爭到和平。東盟經歷了越戰和柬埔寨戰爭，并在1991年實現東南亞的和平。一代東盟地區秩序治理的目標是求和平，但深知求取和平之難。后是借助1991年冷戰結束的紅利，東南亞地區經濟迅速發展，東盟組織迅速擴大。但到1997年東南亞遭遇亞洲金融危機，經歷了從發展到衰退。這一時期東盟地區秩序治理的目標是求發展，但深知追求發展之困。一代東盟經歷了戰爭，追求發展，已經具備本地區秩序治理的意識和夢想，但自我認同、自信心、自主性不夠。

　　二代東盟脫胎換骨于亞洲金融危機。未及痛定思痛，東盟即跳出東南亞的“椰殼碗”，于1997年底建立東盟主導的東亞合作機制，在東亞范圍內推進地區秩序治理。如今看這一戰略決策，確實是橫空出世的戰略思想。由此，二代東盟的地區秩序治理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標感、意義感和體系感——維護東盟中心地位，主導東亞地區合作，維持大國動態平衡，建立包容性地區秩序。這是東盟方式能在峰會季發揮作用的底層邏輯。簡言之，二代東盟的自我認同、自信心和自主性都有所增強。一方面是不問西東，不論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，東盟堅守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；另一方面是“指南”“找北”，勇于為地區和全球發展提供包容性秩序的平臺和方案。(完)

　　專家簡介：

　　 翟崑，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、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、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。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南亞、世界政治，國際戰略、一帶一路、全球數字治理、國際青年發展等。兼任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、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，中國高教學會一帶一路分會副理事長。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南亞大洋洲研究所、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。